靖康之变是甲戌政变后的又一次政变，专制政治极难改变自己的错误路线，政变和革命是改变错误路线的两种方式，较之革命，政变的损失要小的多，但是政变常常留下政权不合法的问题。
发动甲戌政变的冉氏、黄氏都遭到了灭顶之灾，为稳定朝局打击反对派，宝德帝忙活了五十多年。靖康之变虽然由外族侵略引发，但是由于皇帝被擒，若处理不当，事件引发的动荡或许会超过甲戌政变。因为金国有意维持靖康朝廷的存在，即使靖康死后金国也会找出新的继任人。
靖康的力量真有那么大吗，在我们这个时空，北宋靖康之变，南宋高宗赵构很快就建立起了政权，徽钦二帝在金国生活了三十多年也没对赵构的皇位形成威胁。
其实这主要是因为金国灭亡北宋后把徽钦二帝当俘虏，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在中原大地，宋人没有别的选择，只能拥护赵构。
如果金人不把徽钦二帝当俘虏，而是扶持他们在广大的占领区建立傀儡政权，那么赵构的皇位就危险了。小说中的金国要比我们这个时空的金国危险的多，只是由于小说中的后隋比北宋强大的多，金国虽然危险却不能长久的占领广大土地，反而因为实力受损丢掉了不少地方，只是后隋处在权力交接时期无力收复更多土地罢了。
但是小说中的后隋政权也有自己的麻烦，那就是金国对旧政权的破坏不是很大，又迅速恢复了靖康皇帝的地位，蔡京这个汉奸又创作出了各种反动言论，号召中原士子反对寿王朝廷。虽然寿王朝廷一再宣称靖康帝已经遇难，但是蔡京一伙可不是吃干饭的，特别是蔡氏书法流行天下，蔡京那笔漂亮字就是最好的证据。那么蔡京又是如何鼓动的那。
蔡京的言论主要有以下几点。
一.大金是友邦，上次洛阳事变是皇帝借用金国兵力剿除奸臣高俅的叛乱（把责任推给高俅这个死人）
二.寿王屠戮兄弟侄子，实属罪大恶极，靖康陛下以公心对天下，已判处寿王杨明辰死刑，寿王所任命的官吏都是伪吏，罪臣。
三.靖康陛下已与友邦达成协议，东辽州已重归中华，现在靖康陛下正在东辽辽州巡幸，百姓官绅都可自由往来东辽州。
四.靖康陛下才是正统，号召边关将士迎靖康陛下回銮。
当时玄武军已经破灭，守卫燕山防线的是前卫军和龙虎卫，韩世忠、刘光世自不会听蔡京胡嚷嚷，河北各城州都遭金国祸害过所以对寿王也是拥护的，受到蛊惑的是中下级军官和普通士兵。
原来，当初李纲一伙策动前卫军暴乱许下了诸多诺言，可是随着李纲一次次爽约，中下级军士对他们的怨恨越来强烈，再加上前卫军在追击金国的过程中很多人都见过靖康帝，所以前卫军大多数人都听信了蔡京的宣传，10月20日甚至发生了针对韩世忠的暗杀。
另外，金军撤退时兀术安排靖康帝接见了大批河北官吏，这些官吏虽恨金贼，但是他们都不否认靖康帝的存在，对于寿王宣传的靖康帝殉国的鬼话他们是不信的。由于有这样的思想混乱，隋军在河北的供给总是不足，而这又加剧了军中的怨恨。
10月30日，金军见有机可乘便分三路发动了对隋军的攻击，韩世忠无法指挥前卫军，燕山防线就只靠刘光世迎击大敌，好在驻守锦州大凌河防线的是关宁军的老底子，金军付出了三千人的代价也未能越过大凌河防线，随着天气变得越来冷，而金军的后勤补给又不足，金军的攻势最终瓦解。
前卫军临敌不战，诸城州狐疑不定，寿王招来白回安询问计策。
白回安认为眼下最重要的是钱粮，河北乱局的根子是没有钱粮，一场大战让河北两州大失元气，而寿王即位后并没有及时给予河北帮助。所以欲平河北，钱粮是首要。
其次，是以劳军的名义撤回前卫军，派出更忠心的军队驻防燕山。
第三，在河北招募新军，重建玄武军、关宁军，只有本乡本土的才会拼死抗战保卫家园。
第四，派遣太子巡视河北，各城州之所以狐疑是因为伪帝的宣传笼络，如果真的让他们见到了皇室成员，那么他们就有反正的可能，当然，要是有人不识抬举，太子可以便宜行事。
最后一条是最关键的，那就是尽快遵行皇祖遗训，重用岳麓系文人变法图强。
其他几条都可行，只有最后一条寿王还拿不准，寿王之所以有今天，乃是依靠嵩阳文人的帮助，如今贸然重用岳麓文人，会不会引起嵩阳文人的反对，眼下毕竟不太平呀。
寿王思虑周详，白回安很是赞赏。白回安深知嵩阳学派人称“贵学”，嵩阳文人多出自显贵或则与显贵结交，好交际是嵩阳文人的特点，若因为重用岳麓系得罪了这些人，只怕会引来更大的麻烦。
但是嵩阳文人与蔡京一系交情不浅，蔡京的怪论在一些嵩阳文人圈中很有影响。白回安认为，针对蔡京的怪论应该积极迎击而不是躲避，你越不接招他叫的越响，既然暂时无法触动嵩阳系的既得利益，那么就把岳麓系的改革力量先调入参政院，与蔡京的歪风打一场笔仗。为了逼迫嵩阳文人与蔡京划清界限，白回安还建议让一些嵩阳文人的领袖也参与论战。
上次论战还是在隋世宗时代，当时保皇派与拥秦派的论战把儒学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方向，扩张和尚贤成为了儒学精神，后来就有了隋帝国的第一次西征。
而这一次的论战以“谁是伪朝”为主题，寿王一派号召变革抗金者为正统，而蔡京一系却只能苍白的喊出拥护靖康皇帝。最后的结果很明显，寿王派系逐渐取得了上风，上至官商士绅，下至百姓走卒都接受了“利国家者为君”的观念。
这一观念对寿王杨明辰和太子杨构的影响很大，这二人一直都无法分辨国与君的区别，这也是家天下以来历代皇朝走不破的迷局，仿佛只有唐太宗悟的清楚些，其他皇帝都以为君就是国，国君失去权力就是灭国，如果能保得权力常常牺牲国家利益。
在我们这个时空，北宋向辽进岁币，南宋割地换平安，都是出于统治者的自私想法，出卖国家利益换个人富贵，后来的明王朝更是昏庸到皇帝富可敌国，国库却一两银子也没有。明末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写到，“敲剥天下之骨髓，离散天下之子女，以奉我一人之淫乐，视为当然，曰：此我产业之花息也。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，君而已矣，向使无君，人各得自私也，人各得自利也，呜呼！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”。
可惜后继的清王朝没有重视这振聋发聩的呐喊，反而视之为妖孽，结果百余年后就步入衰退，面对西方殖民者的侵略，晚清统治者只知自保，一次次割地赔款陷国家人民于水生火热之中。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这才认识到君主制的危害，可惜此时黄宗羲的忠告已被遗弃了三百年，中华民族白白的浪费了这三百年的时光。
可是小说中写到的时空不同，由于后隋王朝鼓励言论自由，儒学走上了一条光明的发展道路，以寿王杨明辰，太子杨构为代表的统治者清晰的认识到君与国的关系，只有符合国家利益的人才配为君，若君的行为损害了国家利益，那么即使他是君，也应该被抛弃。
这条思想的枷锁一旦被打开，后隋皇室的道路就变的宽广起来，此后数代都是有为的君主，在国君贤明的大时代里，中华民族英雄辈出，番外宵小只有坐等灭亡的份了。